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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专项目总结:曾荣光教授“教育政策研究”系列讲座圆满成功 发表时间:2013-11-18 16:37:26 浏览次数:

为提升教育研究,特别是教师研究的学术规范性,自2012年9月起我中心的“教师·中国”学术论坛将陆续推出“教育研究方法系列”讲座,聘请一流学者就教育研究中的某类研究在方法论层面进行系统性的讲授。

2012年我中心邀请香港中文大学教育研究所与教育行政与政策学系曾荣光教授开设“教育研究中的比较-历史研究法”10讲,影响甚佳。鉴于北京师范大学在国家教育政策研究中的影响地位,我中心于2013年10月继续邀请曾荣光教授就“教育政策研究”专题做了十次系列讲座。以下对每讲内容进行简要概述

2013108日上午八点半,曾荣光教授《教育政策研究》系列讲座在教七304开讲,本次讲座的主题为《教育政策研究的发展:学科、领域与视角的综述》。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所所长朱旭东教授为本场讲座主持。这场讲座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受到来自北师大的师生以及慕名而来的北大和其他高校师生的热烈欢迎。在这次讲座中,曾教授引导听众考察了“政策”的界定,探讨了政策研究作为一个学科的演变历史及其所属领域,并介绍了教育政策研究的有关权威期刊。在是次讲座中,曾教授亦将政策研究在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中进行定位,并从社会科学的三种研究范式的角度概括了政策研究的三种范式(分析-技术、历史-阐释、批判-解放)及各范式取向下政策研究的关注重点及其学术研究史的演变,并指出没有哪一个范式可以用来解决所有的问题,三个范式可以综合使用以更全面地理解政策现实。

第一讲可谓是曾教授对整个政策研究谱系的勾勒。秉着对政策研究必须放置到脉络之中的认识与信念,曾教授在接下来的4讲中重点探讨了政策研究的脉络基础。首先探讨的是政策研究的知识论基础。

109号和10号两天在英东318的讲座中,曾教授就“教育政策研究的知识论基础”做进一步的理论介绍与探讨,并试图在现有政策研究的各种研究范式基础上进行认识论上的综合。在他看来,如果将教育政策作为一种公共政策,理解为“国家及其政府在教育事务上所采取的行动、计划和工程”,那么教育政策研究的目标就是对国家在教育领域内所采取的行动、计划与工程加以解释。若是这样,分析-技术取向可以提供政策研究者对国家行动进行因果解释,如国家为什么采用某种手段以实现其目的,但这是一种旨向过去的(because of)的解释,却无法解释旨向未来的意图(in order to)。而对国家行动的意图理解亦是重要的,因而可以借助现象学的有关资源进行。此外,理性选择理论亦可以为研究者就国家采取怎样的行动、运用怎样的工具进行“目的论的解释”,但人作为“有限理性者”,其所预期的目的及采用的工具是受到工具本身经过漫长演化下形成的功能的影响,因而又是一种“类目的论”的解释,而这种演化实际上就是社会制度(social institution)的形成。因此,政策研究中的制度脉络是非常重要的,这为曾教授在其后关于制度脉络的讲座埋下了伏笔。

这次讲座中还有一个亮点即是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卢乃桂教授加入并为本次讲座做了引言,讲座现场座无虚席。

除了知识脉络外,公共政策作为国家行动及对权威价值的分配,其所处的脉络自然需要考虑国家脉络、价值脉络及制度脉络。在1011号、12号和14号的三讲中,曾教授陆续介绍了政策研究的上述三个脉络。


1011号于英东楼129举行的讲座中,曾教授首先从西方各路学者对“国家”的界定谈起,并引入“历史-比较”视域就“国家”类型的变化进行阐述,如从最初的为公共事务管理而产生的主权国家,到资本主义兴起后的宪政国家,再到19世纪的民主国家,进而到一战后伴随凯恩斯主义盛行时期的福利国家,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深受新自由主义理念影响的熊彼得竞争性工作国家。而这种国家形态的出现放置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脉络之下,是当前我们进行教育政策研究的重要脉络。这种国家形态下公共事务领域的改革基本围绕四个方面展开:去规则化、去中心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曾教授以香港的“教育质素保证”的一系列政策和做法为例,对其中的政策演变进行了详细分析,并为听众留下伏笔:我们究竟该以一种怎样的态度面对“表现主义”的绩效指标。这其实就涉及到政策的规范性基础——价值脉络的问题。

在10月12日于英东楼318的讲座中,曾教授以“教育政策研究的规范基础:政策价值争议的综述”为题进行了当日的授课。在标题中,曾教授就点出了在政策制定中,永远充满着“价值悖value paradox)的问题。在这次讲座中,他围绕着正义这一核心价值阐述了RawlsMichael J.SandelRonald Dworkin等人对正义的界定,并介绍在三种视角的检视下教育、教学各自是怎样一番图景的。其中,从历史阐述和批判视角分别将教育看做共情理解及解放学生心智的过程无疑是对表现主义视角看待教育的一种回应。在这一讲中,曾教授亦介绍了Charles Taylor的“强价值”理论,并认为教育实践应该关注其内在价值,这是应该追寻的美德。

1014日上午8:30-11:30,曾荣光教授在教四107教室进行了关于教育政策研究的第六场讲座。本次讲座首先继续对政策中正义价值的探讨,重点关注了Iris Young的关系正义。其后,开启对政策研究所处的制度脉络的探讨。在这部分中,曾教授集中介绍了“新制度主义”在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中的内涵,并提醒学生如果使用该理论,应该明确自己所讲的“新制度主义”是哪一派的,以免闹笑话。其中,他再次回应政策中的价值基础,认为规范性制度主义是政策研究的基础。

在长篇幅铺垫完政策研究的脉络基础后,自1015日开始,曾教授关于“教育政策研究”的讲座真正进入到具体的政策研究领域。

1015日下午2:00-5:00,曾荣光教授在教七304教室进行了关于教育政策研究的第七场讲座。本次讲座围绕教育政策制订过程,并分析了两代理论模型。第一代理论模型当中包括科学-理性模型、渐进模型以及垃圾桶模型。之后,曾先生着重介绍了第二代政策制订理论,如综合理性模型、鼓动联盟模型及新制度主义模型等。其中,他着重介绍了奥斯特罗姆(E.Ostrom)的IAD模型。最后,曾先生介绍了Multiple Stream模型,这一模型来自于“垃圾桶模型”,其特点在于信息的模糊,而其核心逻辑在于,政策之窗的打开取决于时间,这一打开需要一定的契机,例如现实问题的产生、政策观点的改变、政治气氛的改变等。

1016日的讲座则进入“政策实施”环节。当日上午8:3011:30期间,曾荣光教授在教七302教室进行了关于教育政策实施的第八场讲座。在该讲座中,曾教授介绍了“Top-down模式”、“Bottom-up模式”以及超越前两者的第三代政策实施理论模式中的相关理论模型。

在“Top-down模式”中,曾先生主要介绍了“理性-技术模型”,即政策实施就是自上而下的控制,具体过程为立法、制定行动纲领、目标群体的服从、影响考察以及修正。在这一模型当中,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受到可行性、法例本身的规范性以及其他变量的影响。

Bottom-up模式”则侧重于政策实施过程中受体如何对政策作出解读和思考。第一种理论(Street-level Bureaucracy)认为,政策实施不是由制定者来进行的,而是由一线工作者来进行,在这一过程中,一线工作者由于拥有“酌情权”而产生“敷衍”和“交差”的处理策略。而“Down-ward Puzzlement”模式则更清楚的指出一线工作者面对政策时处于一种“猜谜”状态,政策的传递变成了谜语的传递。

第三代政策实施理论当中,学者超越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线性实施过程。曾先生首先介绍了“行动中心模式”,这种观点认为执行者面对政策时要做的不是执行,而是“表演”。其次是“Advocacy Coalition模型”,政策实施依靠的是联盟所具有的信念系统。最后,曾先生大致介绍了网络的产生与治理的概念,及其对政策实施的影响。

1017日下午2:00-5:00于教七302举行的讲座中,曾荣光教授继续围绕“政策实施过程”这一主题,介绍了政策实施中的“网络模型”。其中,着力介绍了“治理”(governance)这一核心概念。在这之后,曾先生介绍了第四种政策实施模型,其核心理念在于“政策实施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而这种学习有三个层次:个体层面、共同体层面及组织层面。个体学习在于对政策进行意义赋予,而共同体层面的学习则取决于个体是否能与共同体中人一起理解政策意义、实践、并产生对共同体的归属感进而形成身份认同的过程。在组织层面的学习则涉及到个人的缄默知识能否最后转化为组织中的共享知识。在学习过程的基础上,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不同的政策受体对政策的解读和实践是不同的。由此曾先生介绍了第五种模型,政策实施过程即对不确定性与复杂性的处理过程,其代表人物是Honig。他认为政策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而是要放在具体的不确定的、复杂的情境中。与此对应的是质性研究的引入。在此基础上,曾先生重点介绍了Stephen Ball关于Policy Enactment的模型。从implementationenactment的概念转化,恰恰体现出政策实施过程的复杂性、动态性和非线性的过程,这个过程亦是作为政策执行者的教师被客体化的过程。当然,教师究竟在政策实施中扮演的是政策对象、被客体化的对象亦是能动者有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在10月18日的最后一次讲座中,曾教授就教育政策评估进行了分析。在这一讲中,曾教授首先对何谓评估进行界定,而评估最关键的是明晰评估什么。三种视角实际上是提供了三种对评估的知识旨趣的追求,因而,在评估中是充分需要考量政策的价值基础的。在这一讲中,曾教授亦用他自己的大型研究——母语教学成效的政策评估作为案例为学生讲授如何进行政策评估。讲座最后,叶菊艳老师向曾荣光教授赠送了海报。

在十次讲座中,虽然曾教授已过花甲,但在每一讲中,都站着为学生充满激情地讲足三个小时,并在每一讲中充分关注学生的反映与需求以调整教学,为学生解答其听课及研究中的困惑。在1018日下午,曾教授还专门拿出时间在英东楼522为学生进行答疑,帮助学生进一步思考各自的学位论文。其在博览群书基础上深厚的知识积淀、娓娓道来和旁征博引的教学风格、谦逊的作风、敬业的态度、对学生的尊重与提携等都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讲座最后,不少学生来信表达自己参与讲座的感受,聊引其一作为本总结结尾:

“曾先生的系列讲座,可以说融贯中西,从哲学思想到政策执行与实施,在政治学、哲学以及社会学的各个领域里纵横驰骋,总使得我们惊叹先生知识之渊博、思想之精深。尤其是,先生对各个领域的经典思想的剖析,可谓信手拈来、轻车熟驾、运用自如,让我们听得尽情尽兴,醍醐灌顶。另外,先生做学问如做人,治学精神严谨、思路开阔,紧追研究前沿.....中西交汇、博采众长!这确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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