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23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主办，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承办的年度性中国教育改革发展论坛（2023），单设教育财政分论坛，以“教育强国的经费投入保障”为主题，围绕此问题进行了探讨。

杨小敏主任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财政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副总编辑、《改革内参》编辑部主任、中国改革网主编刘学军，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管理系主任、教授胡耀宗，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杜育红，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薛海平，南京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黄斌六位专家学者作主旨发言并进行了交流。论坛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教育政策与财政研究中心主任杨小敏主持。

王建所长

王建所长就教育强国的经费投入需求，世界教育强国的教育投入强度和未来我国教育投入体制与经费配置的改革建议进行了阐述。基于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相关数据的分析和比较，就教育强国建设的经费投入，王建所长建议认为要总体上提高“两个指标”，调动更多的资源用于教育，有效规划、预算和使用资源，保证效率。重点是要深化投入体制与配置机制改革：一是健全国家教育标准体系，通过政策设计、制度设计、标准设计带动投入，落实财政教育支出责任。具体包括健全生均财政拨款制度、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省级统筹力度、支持使用政府专项债等；二是引导社会力量加大教育投入，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捐赠教育，完善非义务教育培养成本分担机制；三是调整优化教育经费使用结构，推动教育更加公平更高质量发展。财政资金投入优先保障基本公共教育服务，资金分配重点向义务教育、中西部地区、教育教学和教师队伍建设倾斜；四是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资金分配使用的科学性、规范性和有效性。完善预算拨款和绩效管理制度，规范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建立健全区际利益补偿机制。

刘学军副总编

刘学军副总编辑基于对当前经济形势和改革走势的分析，提出了教育投入的一些思考。他认为教育是经济社会所有领域改革相对比较慢的领域，适应教育强国建设，在经费投入保障上还要加大体制机制层面的改革力度。教育投入的作用是显著突出的，但是公共财政收入有个总盘子，扩大公共财政教育投入比重，通过缩减其他领域的支出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增量的基础上才具备可行性。另外，现阶段经济形势下的教育投入他认为还有几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一是在省级际差异明显、省内地级市差异亦明显的情况下，教育财政投入到底是中央统筹还是省级统筹？二是学前教育该不该纳入义务教育财政保障的范畴？三是在信息化或者说教育数字化的背景下，如何通过有效的经费投入和财政投入绩效的评估来保障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四是未来教育模式和形态会发生怎样的改变，那么相应的教育经费投入需要在体制机制等方面进行前瞻性的应对？等等。

胡耀宗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胡耀宗教授从我国人口结构以及学龄人口的变化情况分析和阐述了人口与教育的关系，通过对相关研究成果资料和国家统计局“七普”人口统计数据等进行了梳理和分析。针对学龄人口减少形成的教育冲击，他着重就基础教育领域的应对提出了改革发展的建议：一是以学龄人口减少为契机，在弹性的学校数量和班级数量下，缩小班级规模，着力提升义务教育质量；二是抓住人口变化机遇，优化教师队伍结构，提升教师队伍质量。从教师岗位入口上提升教师入职门槛，在教师工作的过程中为教师提供更多发展机会，在教师岗位出口端为能力不足的教师增加转岗机会；三是整体统筹实施15年基础教育，将学前和高中纳入一体化的教育规划；四是谋划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至80%的目标，大力发展职业本科；五是加强流动儿童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对于学前流动儿童要加强适应其教育需求的教育资源供给，对于义务教育阶段适龄流动儿童要重构中央与地方教育财政的合理分担比例，对于高中阶段适龄流动人口要提高其高中入学机会的政策议程设置研究。就经费的投入保障，胡耀宗教授认为教育强国战略下公共财政的投入水平要更高一点，以确保基础教育的基本公共属性和公益性。

杜育红教授

杜育红教授从高校学费冻结的政策谈到高等教育基本经费的投入情况，重点强调了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中，教育投入结构的改变与大学的创新改革发展的契合问题。他认为从《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关于2022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报告》可以看出，尽管高等教育的经费总量在增长，但是生均经费却是下降的，意味着高等教育经费总量的增长并不能弥补高校扩招带来的学生数量增长。基于中国高等教育投入的总体情况，杜育红教授进一步阐述了高校收入类型和背后行为逻辑，并认为捐赠收入对高校的社会价值与办学特色有重大影响。进一步从管理角度来看中国大学的财政困难，一是人员经费与生师比的问题，生师比高对之以人员经费紧缺；二是科研成本的不补偿性，导致大学将来长期的债务负担很重；三是学校内部成本效益分析。杜育红教授提出了未来改革的方向：首先是更加规范合理地变动、调整学费；其次是改进大学的科研组织，加强校企合作，让大学真正解决企业的关键问题，解决社会需求；然后是政府有组织的科研推动大学的科研能力发展，发挥学校的创新力。最后是拓展捐赠收入，获得更多的经费支持，以慈善捐赠对基础性原创性科研以及人才培养的支持，促进大学创新发展。

薛海平教授

薛海平教授从实证研究角度，通过采集大样本学生家庭关于“双减”政策实施前和实施后的校外培训参与和支出信息，应用因果推断实证研究方法DID和PSM-DID模型评估了“双减”政策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家庭“学科类”和“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和支出的影响。总体而言，“双减”政策的效果比较明显，政策有效减轻了学生和家庭学科类校外培训负担。基于研究发现，薛海平教授提出建议：首先要继续强化校外培训监管，落实《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持续加大力度开展学期中和寒暑假“学科类”校外培训治理行动，同时妥善解决寒暑假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看护难题。其次随着“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和支出的增加，要加强对“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规范引导，防范“非学科类”校外培训领域资本过度逐利而对学生和家庭造成新的过重负担；同时发挥学校的主阵地作用，为学生和家长提供更加多元化、优质课后服务。最后要加大力度治理“学科类”校外培训“隐形变异”问题，针对“双减”政策对不同阶层学生家庭的影响，要防范因违法违规的“学科类”校外培训产生的阶层分化与新的不公平问题。

黄斌教授

黄斌教授从教育政策的评估角度来对教育强国予以回应，强调要重视教育政策的评估研究。一是源于证据导向政策制定的需要。由于治理复杂的社会系统面临着越来越高的失败成本，因此政策制订要更加科学化、清晰化。二是源于未来日益“紧财政”与“硬约束”的逼迫。教育财政“只增不减”的时代可能一去不复返，教育与其他社会支出之间的预算竞争越来越激烈，未来“增量预算”有可能转变为“减量预算”。项目制经费与教育政策评估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何说服政策制定者增加教育经费的投入，教育政策或项目的评估显得尤为重要。他认为：教育政策评估要服务于各级教育部门争取更多的财政拨款增量；教育政策评估必定是先于政策实施，能够有效识别教育政策干预前后之间的因果关系；教育政策评估必定以效益为导向并且是择优的，要考虑到资源约束的问题；教育政策评优必定是异质性的，针对不同地域和不同人群要有所差别；教育政策评估必定是基于定量分析，并辅以定性描述的；教育政策评估的目的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而不是为了排名和问责。